欲望带来的操纵和异化——谈《生活与生存》

邹文森 24 Feb 2009

欲望带来的操纵和异化——谈《生活与生存》


城市复制和欲望倍增：Urbanization and Desires

《生活与生存》，我在上海、杭州和新加坡三座性格迥然的城市看了三次。当然，除了这几个地方，它也将在香港、台北等多地上演。城市，是这出戏不可缺少的背景。城市化的过程，让现代人多了许多过去所缺少的烦恼。例如，欲望。当然，我并不是以现代人的骄傲（与无知）去说“古代人没有欲望”，我想说的是在城市化的当代，欲望成为了愈加尖锐的符号，无所不在地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走过中国各大城市的朋友，不难发现，每一座想要出位的二线城市，不外乎就是努力翻版北京或上海，而稍加不同的就只是名字。上海新天地、武汉天地、西湖天地、重庆天地，就是最为确凿的例子。矗立在这些异常相似的城市之中，就是欲望的具象化——高大美的建筑。例如，LV旗舰店、米其林三星餐厅，甚至渣打银行大厦。
身穿奢华名牌，出入高贵餐馆本来就是一种身份的体现，但时至今日，在跨过知名企业上班，也成为了耍耍嘴皮赚赚面子的标签。周围待业的大学朋友，不都以职业职位职薪论高低。金融海啸的来临，诚然令我一班金融专业的同窗丢失过往的意气风发，换来一脸蓬头垢面。而可悲的是，当我会这样形容朋友时，显然我也被自己的欲望操作了自己的自卑，尽显酸酸的醋意。
《生活与生存》的主角李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上班，只是看它是城里最高最美的大厦，出入的人穿着最漂亮的西装，所以我就来了。”我们的欲望都是因为“看”而来的，城市如何眼红地看城市，我如何眼红地看朋友，欲望因此倍增，想要取而代之，想要上位。剧里的人物，就是在互相观看的情况下，让自己的欲望暴走，让它操纵自己，让自己操纵别人。?


操纵 ：Manipulation

张艾嘉所饰演的张威是全剧的灵魂人物，尽管身处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她却依然不满足于自己的权位，想要得到更多。因此，她通过操纵所有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操纵大卫，让他摆布将会威胁自己的苏菲。她操纵李想，让他欺骗千金琪琪。她擅长玩弄心理，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下属时，都以不同的语气和措词，来达到最大的效益。她完完全全是个聪明人，但正如导演在特刊所说的“生存靠聪明，生活靠智慧”，如此位高权重的张威依然不过是个在生存层面苟延残喘的可怜人。
戏中通过了一场谋杀的梦境展现了剧中各个人物的焦虑和互相操弄的关系。梦境里的张威通过语言，戏弄众人，让他们迷失在杀不杀张威和由谁杀的错乱之中，最后更逼的苏菲以自杀收场。尽管张威尽显强势，但连星期天的晚上都不忘在梦里操弄权术，可见虽然身处高位，她还无时不需提防下属的反扑。与此同时，这场梦境又犹如一场“群交”（Orgy），是各怀鬼胎的众人所共同谱写的，这说明了无论是最底下的助理、中层的经理，还是顶端的老总，都无法摆脱这种不安全感。


异化：Mutation

这样的职场就宛如一条由这些上班族所组成的食物链，由大至小，相互影响和威胁。它更是一个层次分明的异化过程，无论你身处下中上，你都无法摆脱一种坠入齿轮之后，无力抗拒的变质。异化指的是一种被欲望遮蔽、忘却理想，随之沉沦的状态，也就是大卫最后“不知不觉把理想拉着跳楼”的寓意。反讽的是，“理想的沉沦”在戏里（和现实）的比喻，反而是那道向上伸延的梯级。
戏里的李想，在刚踏入公司之前，还真是一个清白无邪的青年。但是，在受到了张威的调教和暗示之后，他开始懂得告密。如果把张威和大卫与张威和李想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两组关系的重复和递进。刚进公司的大卫想必是和李想一般单纯，但随着张威的影响，他变成了一个擅于操作、犯罪和欺骗的“聪明人”。同样的，张威刚踏入公司时不也天真烂漫，但仲平却教会了她许多手段。从这三组关系着手，张威、大卫和李想三人，其实都是不同时期的变奏和异化。
其他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代表着“理想”的履历表，一个一个被丢进垃圾桶里，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忘了过去，努力往上爬的上班族。《生》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尽管处在不同层次，但无法脱逃的异化和取代。当琪琪接管后，大家的职位都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样的升职（和加薪）构成了继续攀爬的动力。戏末的张威说：“李想，这个名字很熟悉。”，她记不得自己初时的理想，也记不得了刚刚死去的小爱人。新的李想的出现，明显地寓意着悲剧的周而复始，异化的无穷无尽。

危险关系：Dangerous Liaisons

《生》的构想应该受启发于经典电影《危险关系》（Dangerous Liaisons），两者在人物心理方面，都做出了含蓄但是可以依循的精彩设置。人物的内心精彩（尤其是张威）也成就了剧情的暗流汹涌。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把人物之间的似近实远和心理孤寂巧妙点出，选择得当。
可惜的是，情节的设计令人觉得酷似电视或电影。诚然，关于职场尔虞我诈的题材，许多媒体作品都呈献过，但是能够把欲望、操纵、异化、心理、矛盾等元素较好地组合运用，实也不多。例如，上文所提的三组关系（张与大卫、张与李想、张与仲平），他们都与彼此处在相互对立和交换利益的立场，但是又对彼此有着无法逃避的真挚爱意，这样的矛盾共存，成就了情节的不落俗套，和戏末的悲剧性。
《生》回应当代，为城市化的现代人梳理生活和工作的关系。通过一“生”中花上最多时间的工作，探索此“生”到底是生活，还是生存。编导的提醒，物化成了一众“不知悔改”的上班族，似乎不带希望。
写了那么多，我想盲目就是生存，不盲目就是生活。讲得很容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但不是张威，只是那不起眼的小助理。尽管如此，生活与生存之间的危险关系，稳输也要玩。

正龙－《宝岛一村》台湾的眷村，台湾外省人的记忆。

有人说过台湾眷村是台湾社会其中主要的文化之乡，如果要明白台湾外省人，就一定要了解眷村。

在踏进剧场时，我并没有抱着任何的期望，只是纯粹想要欣赏赖声川和王伟忠的作品。实际上，我对台湾的剧场和社会没有太多的接触，之前只读过赖声川的《红色的天空》。对于眷村更是没有太多的了解。

眷村里的人其实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复杂，也不会让没到过台湾的我觉得陌生。剧情里头谈到很多小故事，不同籍贯的军人来到村子，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虽然他们在那里落地生根，但他们并没有忘了故乡。战败的失望也让我有很深的感触。眷村里的年轻人，每一个都想着要离开家乡，往大城市发展。赖声川和王孟超使用了简单的屋子骨架把邻居之间亲切的关系放大化，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一种没有隐私的透明感。这种透明感对照了两个年代的沟通关系，也就这样成立了每个年轻人心中的防空洞。

虽然时常因为换景而缭乱了节奏，但我没把它放在心上。美中不足的，反而是那太过完美，过度理想的结局，显得他以 太圆满的方式去交待结局，把空隙填补得太满。

曹颖说得对，宝岛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远。新加坡是个多文化与种族的国家，我们华人就有着不同的方言，但是岁月的摧残却也使得这些方言在慢慢的流失。1979年，李光耀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目的是要把不同籍贯的语言特质淡化，加深华人之间的了解并增进沟通。同时，去实现英语为第一语言，母语为第二语言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十分成功，使到现在，年轻人几乎都不会方言，更有一些年轻人连自己的籍贯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想，如果当时政府没有鼓励国人多说华语，禁止方言，也许我就不会像剧中的角色一样，听到我婆婆的海南话，也假装听得懂。

我在戏中了解了眷村对于台湾是个宝贵的遗产。其实，新加坡也有我们道地的甘榜(Kampong)。乌敏岛（Pulau Ubin）和罗弄万国村(Kampong Lorong Buangkok)是新加坡存有的小村庄。根据新加坡的政策，乌敏岛上大部分的自然区会保持原状。除了自然区，乌敏岛上也有几个甘榜，甘榜马来由(Kampong Melayu) ，甘榜榴莲(Kampong Durian) 和甘榜日落洞(Kampong Jelutong) ，但他们的命运却还是未知数。

最令人感到得可惜的就是罗弄万国村，因为政府已经决定在近期把它给“城市化” 。罗弄万国村也拥有了自己文化的风格与生活的节奏。当你踏入万国村时，可以感受到那清幽的环境，和一排排的木屋所散发的乡村气息。我们很难想像在繁忙的新加坡会有这样的一面。那里的人很亲切，会对陌生人微笑或者是邀请他到屋内喝MILO，也会主动送他们到离村子蛮远的地铁站。在宝岛的演后交流时，听到导演和每一个演员说出自己对眷村的归宿感，以及保留文化的使命感，让我不禁叹了一口气。新加坡人的归宿是哪里呢？想要保留给下一代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国人似乎对甘榜文化和生活，一点留恋也没有？难道我们在五十年之后，唯一所能保留的就是组屋生活的记忆吗？如果眷村是台湾人的记忆，那新加坡人的记忆又是什么？

镜子 ——进念二十面体《荒山泪》观后有感

镜子
——进念二十面体《荒山泪》观后有感

第一次看进念的戏，进场前已经做好会很沉闷的心理准备。可是在看的过程中，我却相反很受触动。其实，不论是中国戏曲，民乐还是世界音乐。这些经过时间的洗礼，源远流长的音乐类型，都自有触动人心的地方。而这出“剧场”里的《荒山泪》，绝不仅仅是让我们欣赏一种音乐类型。背后的意义，更值得深思。
我们常说“借鉴”，鉴谓之镜。《荒山泪》这样的戏正是借鉴程砚秋这样一个人，来对照现在的戏曲及戏剧工作者吧。同样，作为观众。我们也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很多价值，思考到很多东西。
古人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传统为镜

1932年誉满京城的“四大名旦”之一，27岁的程砚秋赴欧洲成为一个“学生”。在他之前两年，梅兰芳率团赴美国表演京剧，赢得一片喝彩。
在这个环境下的程砚秋以学生的姿态出国，当时被传言是志在赶超梅兰芳。也有人说，他是忧虑的以为京剧正走向灭亡，以考察的心态走向西方的。
然而，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荣念曾，在西方文化艺术的背景下，反其道对中国戏曲产生兴趣。
荣念曾利用传统艺术与现代戏剧结合进行再创作。通过改编，注入新的元素，跨界现代与古代，东方与西方。让传统戏曲“穿过重重光线，来到我们的舞台”。是一种颠覆，也是最传统艺术的致敬。传统戏曲在这里颇具争议得到新的生命。
这种结合，不得不说是对程砚秋的一种延续。
当梅兰芳把京剧推向世界，对西方戏剧界大为启发之后。传统戏剧却在中国持续的大批的失去观众。听戏的人越来越少。可以接收到各种娱乐资讯的年轻人已经鲜少对戏曲感兴趣。前阵子看台湾的电视节目，知道台湾的戏曲学校甚至面临着招生危机。
通过荣念曾，我们了解。对待传统，不一定只有记住。

以西方为镜

1932年，程砚秋出国。钢琴家古尔德的出生。爵士名伶billy holiday最后一次录音，是1958年。这一年程砚秋离世。他们都与程砚秋同属于一个时代，成就也可与其比肩。
欧洲的古典音乐，美国的爵士乐和中国的戏曲艺术。同是那个时代的经典。而今天，把这三者相结合，是多大的壮举。
当年程砚秋在德国音乐学院学习，一心想长期留在欧洲。而北京的剧团却以传统道义的理由催他回国。他必定是有很多的无奈。专门研究程砚秋的学者曾说，当时程砚秋是对自己国家的艺术失去了信心。
不知道会不会也有人觉得荣念曾的“跨界”是对传统艺术的不自信，是对西方的以及现代的艺术形式的妥协。
其实看过戏的人心中自有解答。像演员说的，放慢了节奏的表演，更深入他们的内心。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华丽的服装，退去繁华的表演，也直抵观众的内心。虽然我平时也不听京戏也不听昆曲，但那些唱段却让我感动得热血沸腾。
这可能和程砚秋在德国的教堂里表演时所感略同。没有荣耀，没有热闹。但对自己的才华，自己国家的艺术，满是骄傲。

以程砚秋为镜

一个中国人，站在德国的教堂内，唱了一首反战反苛政的中国戏曲。如此有实验性，有文化冲击的作为，居然发生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到了今天，80年过去了，这种文化的跨界在华人戏剧界依然还是一种“实验”。
在舞台上，两个年轻的演员穿着西装，在西方音乐的背景下，在舞台上比比划划唱昆曲。这对他们也许不算是太大的颠覆，但对于老戏骨石小梅来说，我想必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设想每天在家里哼哼唱唱听京戏的外公来看这场演出，可能都已经愤怒了，甚至要说“成何体统”了。
孰不知中国四大名旦之一，与梅兰芳齐名的戏曲大师程砚秋已是先驱。他做的很多尝试，比如将李白、杜甫的诗歌都谱上西洋音乐，又用京昆唱西洋音乐。还在水袖中融入现代舞的元素，之后的人都不敢尝试。中国传统戏曲还是依靠模仿老师，以某个表演大师个人的姓名为标志的表演艺术划分流派。以程砚秋为创始的“程派”唱腔也是其中之一。
可是，这位戏曲艺术大师对文化“跨界”所作出的努力，却几乎埋没。
所以荣念曾说：“我们怀念程砚秋，是怀念他的精神及他的实验精神；我们尊重程砚秋，是尊重他的态度和他的勇气；他的唱做念打自有他的韵味，去重复重现这些韵味充其量是模仿；如果能延伸这些韵味背后的精神和态度，我们才不会沦入怀旧的陷阱及怀旧的文化消费，我们希望他的精神和态度能带给文化界应有的反省……”

以过去为镜

1932年的次年，希特勒出任总理，发表演说。那时的德国，政治狂飙背后却充满各种焦虑。在导演的眼中，历史不断重演。好比有如复制般的政治宣传片。这面历史的镜子，照到现在。战争仍然存在，苛政只是隐与堂皇之后，生离死别的生死场也时常显现。所谓乱世，并不是只存在于过去。“在乱世中，舞台下何处不是舞台，剧场外何处不是剧场。”
对于历史的教训，我们认识到它不可避免会重现。而对于前人做过的努力，我们却不可以丢弃。
于是导演抛出很多问题——教室怎样处理信念？当代怎样处理传统？传承如何处理发展？文化怎样收编经济？……这是导演设想当时的程砚秋会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个艺术工作者，每一个观众，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应该共同思考。

黄素怀